往事难泯（1960届初三1班 管纪良）

一、师恩永泽

1、初进学堂

记得第一次进校是在文庙路 200 号青年堂内参加入学考试，时值 1957 年夏。

住在汉口路的我们（我和张定珠）挤了 14 路电车到老西门，再赶到那里已是大汗淋漓。待找到自己的座位，静下心来已是开考时间了，汗已止了，但一身的汗可干不了，汗湿的衣服裹在身上就像豆腐衣包肉，实在痦躁。就在此时感到习习凉风顺着脸颊、耳鬓、脖子溜到背上，人一下就舒爽了。那天考算术，我唰唰地就把题目全做好了。时间很宽裕，笃悠悠开始复核时才发现那习习凉风来自一位中年女老师手中的轻轻摇动着的大蒲扇……

事隔五十多年，依稀记得那位老师姓孙（后来虽在数学教研室看到过她却未敢动问她的芳名），但那场景和那位老师的影像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中—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齐耳短发，红扑扑的国字脸上透出一派和蔼可亲的神情，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却让我感受到真切的爱。这份爱不仅让我感动到现在，也让我在教学生涯中传递给了我的学生。

2、我班的任课老师

在我保存的《学生手册》中，清晰地记录了我班初一、初二时的各科的任课老师名单：

初三  因为《学生手册》改版，取消了“班主任和各科教师姓名”页，只记得语文老师朱再超，数学老师 张培柏、张 汉，化学老师 顾 行，物理老师顾行。

班主任 张培柏。其他课程老师好像不变。

与这些老师虽然已分别了五十余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尚记忆犹新。

秦先生是南京人，记得去办公室交作业，总见她趴在办公桌上养神，但在课堂上她总是精神勃勃，她是我们的文学老师，也是我们的汉语老师，所以她是我们的汉语拼音的启蒙老师。我运用电脑较早，文字输入一直是用各种拼音法，在同龄人中打字速度也较快，这完全得益于秦先生的教学。

曹海春先生，是我们初一上的算术老师。白皙的国字脸上架了一副透明的中度近视镜，和蔼中透着威严，讲课有条不紊，即使班上调皮捣蛋的同学，上曹先生的课也是老老实实的。

马萱林先生跟我们三年，历史都是他教的。瘦高的个子，好像胃不好，经常会发胃病。上课内容丰富，讲课有声有色很吸引人，板书潦草，不拘一格，但重点突出。我的笔记很得马老师认可，在期末复习时，他会要去参考，于是更提高了我记好笔记的热情，这对我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可惜，文革搬家时因我在外地，不谙事的小弟接管了我的书柜，好多书面的资料都给清理掉了，包括与同学们的来往信件。

张汉先生是我们的几何老师，他浓重的苏北口音和轻微的口吃并不影响他讲述的清晰。我在那时也是较调皮的，老要学他的样子讲“三角形 ABC”和我青梅竹马的同窗好友“张定珠”的名字。他教我们用两把三角尺推平行线的窍门受益至今。

卢运龙先生是北方人，我们所有的地理课程都是他教的，由于我们高中上的是理工班，没有地理，历史，生物等课程，所以，对历史，地理知识和兴趣全仰仗马、卢两位先生的培养。

在卢先生的引导下，我还参加了小气象观测站的活动。最开心的是下雨天测降雨量，量筒量杯的倒来倒去；神兜兜的煞有介事，自我感觉像个科技工作者，特有型。

那时，我和阿定（张定珠的昵称）都在校包餐，卢先生是住校的吧，晚餐常会和我们一起用。他用他的北方上海话和我一样叫“阿定”，真是亲切！

程怀仁先生，有才，在我的眼里他是学究型的。一副粉红镜片（后来我配眼镜时也选了这种镜片）、玳瑁架的深度近视眼镜，配上始终梳得光光的西装发型，很“克勒”哦！他用那宁绍口音讲起“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时的有声有色，能把我们都带人那个情景。“嫉恶如仇”就是他植入我的心中的，在后来的人生途中对我的“眼里揉不进半粒砂子”的性格褒贬不一，我却很坦然，做一个有良知的人，这是根本。

但程先生镇不住那些调皮学生，有时候听课听得有劲，教室里会引起骚动，自由议论的声音会盖过他的声音（程先生好像嗓子不太好，发声太大，会喉咙嘶哑），他很无奈时，坐在紧靠讲台的我就“提示”他敲黑板揩，挺管用！

顾慧玉先生任教我们时，好像正在孕期，她穿着缎料宽松的衣裤，更显得娴静。脸上总带着浅浅的笑容，悠悠的语速，举手投足都透着闺秀风范，让人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家》里的大少奶奶。在给我们增加的听觉艺术养分时，也给了我们视觉艺术养分。

谢芷菁先生是我们的植物和动物课的老师，她颀长的身材，柔润的纤手，十指尖尖。在动物解剖课上，她翘着兰花指，捏着小小的大头针，轻轻拨动着青蛙标本的神经和胸腹腔的各类器官，引导我们在探索生命奥秘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顾洪根（顾行）先生曾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与苏惠民，张培柏先生都是本校学生同时留校的，可想而知这三位必是同届学生中之佼佼者。在我这个调皮学生的眼中，他虽很老成沉稳，但很忠厚，有点“好欺负”。他教我们物理，化学，是我认为只要“活学”的课程，加之顾先生讲得条理清晰，通俗易懂，上他的课我就不太老实，会做做小动作，甚至扭过身与坐在后面的张定珠“交流”，但他从来没有呵斥过我们，可能他知道我们不会太出格的。可惜，顾先生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苏惠民先生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又是大队辅导员。顺便提一下苏老师的另一业绩：他组建了校管弦乐队，还组织音乐欣赏讲座。我记得有个讲座是如何理解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不过这已是我们初中毕业以后了。

我记得那时候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在他的引领下，我参加了校童声合唱队。领唱的是聂姓的兄弟俩，如果那时就有“达人赛”，这哥俩准能得冠军。

还组织我们一批人参加了话剧团，我记得有三（2）班的陶俊华、三（3）班的钱人俪等，排练了“滹沱河边的小英雄”。

他带领我们代表南市区少先队员向上海市共青团代表大会致贺词，带我们参加广场节日狂欢活动以及各种场合的演出，培养了我在大庭广众不怯场的能力，为我日后去院校面试试讲，上大班课以及主持千人以上的大会都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打下了基础。

张培柏老师是我们初三时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坚持的“二分钟小测验”给大家留有深刻的印象。“二分钟小测验”就是在上课师生礼毕后，张培柏老师就发给每人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二道题，二分钟完成，成绩作为学期总评的参考。前后历时不会超过五分钟。

这是张老师的“课程设计”的杰出创意。

为何如此评价，因为我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均受益匪浅。

“二分钟小测验”，好比当堂课的热身，激活了相关数学思维的脑细胞，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数学知识的接受上，提高了课堂效率；作为学生，在集体的环境中，每天的测验使我养成了对“考试”的适应性，从而保证了临场发挥的正常性；而“二分钟”的限定，使我提高了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学习、工作、甚至生活的效率……在参加工作的几十年中，我调动了四个单位、九个部门、涉及专业门类九个，我不仅很快适应了新单位、新专业、还能把工作做到高效优质……

究其根源，就因为在中学这个知识打基础，习惯需养成的阶段得到了类似“二分钟小测验”的良好素质教育和作风培养。

退休后，我也当了两年孙女的学习辅导员

孩子不笨，但就是做事拖拉，尤其做作业时思想集中不了、效率低而且作业一多就焦虑。我看了不少家长的育儿心得，其中有一篇是湖北的一个教师写的，他说他发明了一种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孩子的学习效率，这方法就是每天在限定时间内给孩子做 50 道速算。

类似的“经验”很多，有 50 道题的，有 100 道题的…… 我也试了，效果并不明显……

我猛然想起了“二分钟小测验”，这些经验不就是它的仿版吗？

我根据孩子的特点和我自己的感受，我把练习时间控制在 2 分钟，题量控制在

20 道左右，每次计时，我和她一起做，看谁的速度快、准确率高。题量少了孩子焦虑的心情一下减轻很多，还有个“竞争对手”，一下情绪好了，兴趣也高了。注意力集中程度和解题速度、准确度也跟着提高了。

张老师的教育创意在 50 多年以后，还惠及了我的孙辈，师恩难泯啊……

他讲课不看讲稿（我后来也是如此。但也就在那时我才明白了一个好老师在课后下的功夫，哪怕是讲了多年的课，在课前必须要充分备课，才能在学生面前展示自信，睿智的你。），但讲来从容如流，严密如丝丝入扣，条理清晰明了。

他如同我们的兄长，课后玩“逃将赛”，“老鹰抓小鸡”都有他的份，哪怕把他撞倒也不会间断我们的游戏。

还记得有一次，因家人有事，上小学的弟弟下午无人带，我要请假。张老师知道后，说他正好下午无课，我弟弟可在他办公室做作业。临近毕业，让我不要缺课，安心学习。

我最感动的是升学时，我心疼妈妈上班辛苦，想早点参加工作，瞒着妈妈填了志愿——全部是填的中专。为此张老师去我家家访，和我妈妈沟通。我妈妈出身读书人家，她是一心一意要培养子女多读点书的，自然与老师不谋而合。就因为老师的这一次家访改变了我一生的路。

大学毕业正值文革，去外地工作前，我们在上海上大学的同学相约去向张老师告别，那时，他住在老西门的一条石库门弄堂的统客堂里，以后由于那个时候，人事茫茫，动如参商，就再也没有谋面。

徐培三老师是我们的美术课老师。很佩服他信笔而就的粉笔画功力，而记忆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的透视学和用透视学知识作画的简易实用的工具：铅笔。我是学工程的，这使我在大学学习投影几何（同学都称之为“头痛几何”）及在绘机械三维图（实观图）时，一点也不“头痛”。并且在教“机械制图”课时，把“秘诀” 传给了我的学生。

感谢我的老师们，你们不仅向我们传授了丰富的学识，还无愧于“为人师表”，你们以自己的言行，教育我们懂得了“敬业乐群”的精髓所在，敬业的学子们无论工作在哪个行业，都可以响亮地说：我们是出色的！

二、同窗谊长

时间真如白驹过隙。三载时光，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但在我们的脑海里却是深深镌刻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有缘相聚在蓓蕾年华。用张伟江的话来说，就是“拖鼻涕朋友”。纯真的同窗之谊也好，拖鼻涕朋友之情也罢，都已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记得入学时的好几位同学：丁文玲，张楚云，王秀珍，俞素芳还有唐玉书，他们有的因为家庭的问题中途辍学，举家远离上海，有的因年龄大了，做了嫁妇。至今虽仍都渺无音讯，但同学们聚在一起时还是会提到他们。

在 1960 年分别时是“恰同学少年”，到 2008 年 10 月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同学重逢之时都已“乡音未改鬓毛衰”。都已年逾花甲的我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旧时容貌，我们都仿佛回到了花样年华……

记得李昭霞是初二插班来的。她家在南京，到上海来读书，就寄居在南孔家弄的叔叔家。我家住汉口路，每天就和她，阿定仨结伴从大南门走到老西门。一天，快走到老西门时，我突然胃痛得厉害，当时我很紧张，把阿定吓得脸也白了。可李昭霞她像个姐姐一样安慰我们别害怕，让我俩先去她家歇歇，看情况再说。到了她家，把叔叔、婶婶忙坏了，先让我喝热水暖胃，又给喝了药水，休息片刻后，果然见效。确认我不痛了，又看我俩脸色也恢复了（我是痛白的，阿定是吓白的），才放心让我俩回家。

后来，我们在“镒大袜厂”勤工俭学。她的叔叔、婶婶又为我们几个女生（朱文妹、朱鋐德、项巧铃、张定珠、管纪良、郑万里）安排了住宿。因为下中班已是深夜，怕女孩单身独行不安全。而她家离厂近，住到一起，女孩结伴而行比较安全。其实，那时的社会治安还是比较好的，但她的长辈不怕给自己添麻烦，而为我们周全考虑，现在想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由于母亲重新参加工作，我和弟弟就寄养在唐家湾的姨母家。那时，班上除我之外，还有三个男同学也都住在唐家湾。他们是陈世明，潘惠怡和唐玉书。因为经常会在弄堂里看到他们，尽管不打招呼，但对他们也有一番别样的亲近。我尚且如此，他们三个男生自然也走得近了。

不过，最想不到的是五年前，听潘惠怡自己讲的一段事：那时恰逢“天灾人祸”，潘惠怡家遇到变故，生活发生了困难，在生产组糊纸盒的陈世明知道后，二话不说，把自己省下来的钱和粮票送给潘惠怡并还关照”不用还！“。大家都明白，那时的生产组的月工资充其量不会超过 20 元钱，粮食月定量不会超过 28 斤。而陈世明能拿出他的所有积蓄去帮助潘，以后，还继续帮助过他。用潘惠怡和他的子女的话来说：“这是一份无法还的情！”。

因此，潘惠怡在病重期间，还一定让子女陪同来上海看望陈世明和初中的老同学，让子女当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的面对陈叔叔表示了感谢。面对已病入膏肓由儿女陪同不辞千里专门向老同学告别的潘惠怡和他均已事业小成的儿女，听着他们出自肺腑的深情话语，在座者无不动容。

张定珠与我是总角之交。住在一栋楼里，小学在前后弄，上学一起去，放学各自回。到了考初中，就相约考了敬业。同窗五年（高中也同班），初中不同桌但前后同列。所以有些“小动作”：传纸条，递橡皮，窃窃私语都是“惯例”。

她和许炳育同桌，我的同桌是李乐。也许炳育同学对我们的“违纪行为”不满，就用了划“三八线”和“推桌子”来“告诫”我们？这要让炳育同学来回忆了。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就用脚抵住讲台（哈哈，得天独厚的条件：讲台是固定的，我又在第一排）不给他把桌子推前，甚至还往后退。李乐对此持“置若罔闻”的态度。后来我的同桌换了汪小良，他是和我“一致对外”的。

初二前，我住姨妈家，到了初三年级就和阿定天天一起赶 14 路电车上下学。

记得早上为确保时间，我们就买 7 分钱的车票，从“南京东路站”直达“大南门站”。放学回家就省点零用钱，步行到老西门再坐车。

有时下午有空课，哪怕大热天我俩也会去我姨妈家，一起去看望姨妈和姨妈做的小点心。顺便还好在大林路的冷饮批发店买点冷饮吃吃。

到了大学，我俩分开了，但寒暑假仍天天见面。她会陪我和男朋友逛马路，我会陪她男朋友看电影。铁吧！

因为从小就个矮，一直坐前排，对那些“小萝卜头”同学记忆更深些：

吴中方 脸上总是红扑扑的，两只眼睛透着机灵，个子瘦小，身手敏捷—他喜欢坐课桌，尽管个小，但一蹦就坐桌上了。48 年后，同学们再次相聚时，简直不敢相信站在眼前，戴着眼镜，高大壮实的东道主就是他。

王昌庭 白白瘦瘦的，两只眼睛很有神，因而在他瘦小的脸庞上更显得乌黑发亮，炯炯有神。是个话篓子，上课发言很积极。但至今未联系上他，遗憾。

赵 沈 脸上总带着微笑，讲话不多，但讲起来就充满自信。声音却柔柔的，还像女孩子那样喜欢拿条手帕（当然是男用手帕哦！），手托住下巴沉思。很可爱的小男生！

赵全胜 记得他是大队委员，成绩很好，字也漂亮且笔力遒劲。最记得的是老师表扬他的一篇作文，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孩”。文笔的老成，犹如他为人的成熟。

魏同坤 他和王昌庭，赵 沈，赵全胜好像都坐在靠门口的前二排。是个闷皮的户头，教室里如果只有女同学在，他是不会第一个进来的。而一帮先在门口聚集、起爆头，然后一哄而进的调皮鬼中总会有他。

辛文亮 喜欢打“康乐球”，打到预备铃响才满头大汗冲进教室的他，面对同学们的注视，还不忘送上一个尴尬的笑容。

经常会有家人给他送来忘带的书，笔盒，更有一次，康乐球摊的摊主给他送来了忘在摊上的书包……

他讲话时喜欢左手捏住右手袖口，用右手比划。

俞素芳 一个瘦瘦黑黑的小女孩，家住复兴东路一栋临街房的前楼。她，阿定和我都在学校包餐。当时，餐费有甲乙丙三类。记得她包的是丙餐，每月三餐共 8.5 元。穿着很朴素，但很整洁。她很瘦弱，但她的性格很开朗，神情很阳光。

然而，不知她今在何方？今生是否有缘得见？

沈德莺 别看她说话轻轻叫，慢悠悠，踢毽子可是一把好手。不仅各种花样都会，而且还踢得稳笃笃。踢出去的毽子就像被她的脚吸引，总会不偏不倚再回到她脚上。

范海堂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是从一场误会开始的：

当时，大家在教室门口看名单和座位。我俩都以为是按学号排座。所以，一看名单，不约而同的说：倒霉！因为，她 6 号，我 5 号，都以为对方是男生。我听到她跟沈德莺讲：“侬看，管纪良，肯定是男生呃。“哈，侬是范海堂？女生应该是‘海棠‘啊！（我忘了自己也不是‘芳’名。很不讲理哦！）”。可惜，只同坐了一天就重排座位了。

我们上学时，初中部在江阴街109 号，毗邻尚文中学。两栋主楼面朝马路桥北街。那时学校的围墙都是竹篱笆围的，靠马路桥北街这边安装的是吊绳，竹竿，秋千。

我的体育成绩不灵，但爬绳，爬杆却不差。这完全是我和阿定在放学后的“自学”成绩。每天放学后做好作业到开晚饭还有大段的空余时间，我俩就“抓紧”玩！ 除了爬绳爬杆就是荡秋千。我胆小，秋千高过篱笆时能看到马路桥北街，我就不敢再荡高了。阿定有胆量，她可以把秋千荡到水平。

我们那时真可以说是：学得认真，玩得痛快！

从马路桥北街出去就是中华路，右拐就是大南门邮电局。因为它的建筑风格尤其是那高高的台阶的吸引，那里也是我和阿定常去溜达的地方。

过了中华路，就是“城里”。我和阿定效仿大人的“探古访幽”的作派，一本正经地去“踏勘”。在尚文路的一条僻静的夹弄里，我俩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体内的石碑：“真武宫”，和白墙上残留的黑印。我们用自己在小说中得到的可怜的一点点皮毛知识，尽力发挥着不着边际的想象：是个道观，墙上的黑印好像是放书画轴的容器留下的，主人看来起码是个爱好书法和绘画的……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幼稚，不禁哑然失笑。

还有的就是那个年代的纯真的疯狂：缴出了家里的铜盆，铜盂，铜锅，铜炉不算，还在上学的路上寻寻觅觅，希望还能捡到些废铜烂铁支持大炼钢铁；

挑灯夜战，几个同学为一个同学领跑鼓劲，几个同学为一个同学传授着如何把垒球扔过 18 米的心得，拼了命也要让每个同学通过少年劳卫制……

“意气风发”呵！

时过境迁，历时已近六十载。但同窗三年之谊永存心间。

三、不忘校训，传承校训

我们夫妇都是敬业的学子，离开母校虽然已有五十余载，但“敬业乐群”的校训一直牢记在心，不但付诸工作之中，而且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也用“敬业乐群” 来要求.  想不到的是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女儿也和母校有着渊源：在《敬业史稿长编》第一卷第47 页提及1923 年母校新学制试行“道尔顿制”，这个道尔顿学校（DALTON SCHOOL）至今仍是美国的精英学校，该校在美国名列前茅，今年更在纽约大都会  地区排名第一，而我大女儿曾多年在该校任教并肩负该校中美交流之责。

大女儿从小就酷爱文学，热爱祖国，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文化传播者、国际文化的交流者、世界文明的促进者。留学美国后，她发挥专业优势（英语的对外汉语、日语、经济 ），一方面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美国社区义务承担中文的课外辅导，还在中国创办了金钥匙之路（Golden Key Access，简称 GKA）--- 原汁原味的高品质国际在线课程的机构，为每一位希望融入国际舞台、接受纯正的国际教育的4-12 年级学生提供真正优质的国际文化培训课程，通过面对面、丰富多彩的教学，几年来成功地培育了一批批合格学生，以打造我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国际精英之才，在中外文化传播中传承了敬业乐群的精神。（ 关于GKA 的介绍见封底内页）在此，我们两代人以拳拳之心祝福母校，愿母校：

老树枝繁并叶盛 名扬九州

新芽日新又日新 誉享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