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涯，时隔半个多世纪，彷佛是上辈子的事，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回忆了。不过沉下心来细细想想，一些星点又似乎熠熠闪光难以磨灭，乃至时时出现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终于下决心做些许疏漫的梳理，算是对母校的一点纪念，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那个年代的学校生活，与社会活动有着经常的密切交叉：炮打金门上大街说唱宣传，消灭“四害”爬房顶轰赶麻雀，勤工俭学腌过咸菜、敲过铰链、织过袜子、上过收音机装配线……这桩桩件件，当时只觉得要比测验考试轻松多了、甚至好玩多了，日后才不时显示出意料不到的影响。七十年代有段时间，我在聊城一家化肥厂驻厂，适逢厂里停产大修，我自告奋勇请求做点什么，机修车间主任瞥我一眼，叫把一根钢管端口锉成 45°角以备焊接；等我停手了，他过来看看，诧异地说“不错嘛，以前干过？”我笑了笑，心里有点小得意：阿拉勒浪敬业风雨操场里锉钢锯销子，练过童子功！需要说点背景。孔夫子在他的家乡山东，两千多年来威望崇高，以至于老农民对不讲文明的现象，都会很文明地说一句：“圣人没到过的地方”！ 可是一帮子大学生在 1967 年，把孔陵挖地三丈，一把火烧了这座大“城门”，也许是“报应”吧，太多太多的“池鱼”遭到了殃及。过了没两年，不知山东哪位绝顶天才，创造了一句流行语，叫做“大学生，干么么不中！”于是学子遭殃，斯文扫地。我分配到聊城以后，也曾被一些人或轻慢、或调侃、或严肃认真、或漫不经心地点拨过若干次。不过从那次大修以后，至少厂里人们对我没再说过那句流行语。一把锉刀能起到如此作用，倒也匪夷所思。
这样较早地涉世，频繁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势必增加了接触社会各色人群的机会，对我日后的人生历程似乎更为重要。1962 年秋进入大学不久，在课堂上就听到老师讲的一则逸闻：有位系友（可能是纯书生型的），受命采访著名演员张瑞芳，被很随意地问了句：“你看过我的几部戏？”这位系友居然张口结舌无言以答，张瑞芳也就默然不语了，采访遂告完败。我听后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自己大概没有那么“纯”。离开学校后，我跟解放军战士挖鱼塘种水稻，跟公社干部做民政事务和农村通讯，跟人武部做民兵报道，跟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做人防工程，跟法院干警审案子，跟劳教干警审服刑人员，跟社队干部作农村改革调查研究；1982 年以后，又接触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来宾和游客，还接待过一些资深外交家、政务官员、著名学者、知名书画家等等前辈人士。媒体和外事有个共同的职业素质要求，就是善于跟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前项职业我心向往之却失之交臂，后项职业我未敢奢求却廿载从事，而这个自初中较早涉世经历中培养起的人际交往能力，总之还是派上了大用场。
或许跟频频参与社会活动有关吧，当时的学习环境非常宽松，宽松到我可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紧拉住自己兴趣的手，而没有受到过干预和劝止。记得填写过一张调查表，有一项是“兴趣爱好”，我想了又想填了两个字：读书。确实我对读书嗜好到近乎痴迷的程度，课间看，回家看，走在路上也捧本书看，有同学路过身边喊了声“当心碰鼻头！”我都顾不上应答。整整三年，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着实读了不少。有次学校了解课外阅读状况，各类书籍开列了一、二十本，我只有两本科幻小说没有读过，事后还去专找这类书恶补了一阵子。这样漫无边际不加选择地读书，属于饥不择食型，似乎有点不讲究营养，所以我没有向任何人推荐过，但是自己真的得到过始料未及的好处。1962 年夏高考，历史考卷里有道题，问及西班牙内战。我因为是从理工班转考文科，有两本语文和七本历史没有学过，所以用了几乎三分之二的复习时间攻读这九本书，所以清清楚楚记得，历史教科书中对西班牙内战只字未提！正在惶恐之际，突然想到一本苏联小说中，对此事件有 200 余字的描写，我赶紧苦苦回忆据此答题。出来考场后方才醒悟到，这不正是传说中的抓分题吗？我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
书读得多了，渐渐产生某种奇妙的感觉，就是我感兴趣的、然而暂时乃至永远接触不到的、那些国家或地方的人群或事件，通过书籍都可以有所了解。我对此十分高兴，也渐渐对读书有所选择，比如有影响国家、代表性作家、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不同文体经典作品等等，不过总的来说仍然以兴之所至为主，没有多少明确限制。1968 年春有机会通读《鲁迅全集》，发现当年鲁迅就不赞成开列“青年必读书”之类的清单。深受鼓舞之余，逐渐体会到其中的妙处：读书求知有两个特性，一是日积月累的集聚过程，二是触类旁通的生发过程；过于追求功利，狭隘地强调用什么读什么，恰恰违背了这两个特性，势必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前人常叹“书到用时方恨少”，那么趁有暇之时多读些杂书闲书，以备不时之需，肯定是正确选择。我正是在宽松的学习环境里，才能无意识地幸运地走上正确的读书求知道路，尝试到开卷确实有益，一辈子享用不尽。1982 年我从农村工作转岗到外事旅游工作，变化之大，说是天差地别也不算太过分。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适应新岗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转岗以前通过阅读，我对外事旅游和相关国家地区风土人情已经有所了解，虽然尚嫌零散和表浅，总算不是白纸一张了。
读书内容的深化，也在这个阶段开始。记不清是初二还是初三，有一场大张旗鼓的学哲学活动，学校也号召大家都来学《矛盾论》、《实践论》，因此《矛盾论》成为我平生所读的第一本纯理论书籍。哪知刚读开头，便被“形而上学”四个字拦得死死的。我有位邻居是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回家便去找他请教。他没有正面回答，却劝告我：“你可以先去读读《论持久战》！” 我望着他认真到近乎虔诚的神色，把对“形而上学”和他的劝告两个不解一并存入心里，“矛盾论”也没有读完。但是这件事，吸引我把读书兴趣逐渐扩大到一些理论性书籍。若干年以后，在不知不觉中，那两个不解早已有了答案，而且感觉有理论的指导，对许多社会问题也有了清醒一点的认识。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实现自我价值”口号，让不少人推崇、亢奋或者委屈、愤懑。我思索探讨了一阵，觉得“价值”概念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范畴内，价值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由此引申开来，人的自我价值，也应该通过与其他人以及社会的交换才能实现；那么就要考虑，个人拥有哪些资本可以用于交换，以及运用什么途径和方法去完成交换。这样一想，关键还在自己身上，自然也就心平气和了。不过即使后来理论书籍读得再多，我仍然记着，起步就在当年那两个不解。
需要公平地说，学习环境固然宽松，但是并不缺少必要的管束。宽严结合、相辅相成，宽严相济、相得益彰，是一切社会管理，包括教学管理在内，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母校对此把握得相当娴熟。记得一件很小的小事。有次作业本发下来，我一段百把字的答题，被红笔杠了十来处，后面还批注“重写十遍”再加一个不小的“！”整页作业纸都有点红彤彤亮堂堂的了。仔细一看，全是同一个不规范简化字，我面红耳赤赶紧照办。对不起这位老师，我想不起是哪一位了。打心底感谢这位老师，从此我对遣字措词有了敬畏和警惧之心，从誊抄、写作到校对、审稿都不敢马虎，力求避免差错。后来，别人校对文件需要两人一组，我可以独自包干；我的文稿偶尔出现错别字，别人却要找我求证后才予确认。真心话，我得以养成严谨使用文字的习惯，全都是托庇于这位老师。
获益于老师们的，不仅是使用文字的严谨性，还有使用文字的创造性。记得另一件很小的小事，那是秦素贞老师的。有同学把“染”字多写了一点，字中的“九” 写成“丸”。她在课堂上指正了这个字，又笑眯眯地说，“记住这个字的正确写法也不难，想一想，染坊里会有丸药卖吗？”我连这个字带这件事一直记到今天，自己也在文字和词汇使用上，力求有一点创造性。1981 年山东省组织农村改革征文活动，我所执笔后来被收录的一篇文章里，撰写时想要找句话，形容一下不能生搬硬套的意思。现成可以借用的有一句，是焦裕禄同志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可这句话发表以来，被无数人引用了无数次，我真的不愿再嚼这块馍，思来想去用了另一句，“人家的锅帽盖不严自家的锅”。锅帽这个词汇，聊城人专指当地普遍使用的一种草编锅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有位同事当面质询：“你这句话的意思我懂，可是出处呢？我是本地人，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意思不错就好，没有再作解释；自己心里明白，真正出处就在那个“染”字上。近两年由初中生参加的全国汉字听写大会上，点评嘉宾非常赞许优秀选手们超乎寻常的词汇量，却更加惊叹某些超级选手不可思议的“造字”能力，因为他们一面清楚显示出没有掌握某个词汇，一面却又根据汉字从音、从义、从部首等造字规律，硬是试探着把这个词汇给正确地造了出来。我不禁揣测，如果秦老师也能看到这一幕，一定也会笑眯眯地点头首肯吧？
永远不能忘怀的，还有中考之前学校发给的复习资料。那时国家已经处于困难时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这些资料上，就是所使用的纸张，色泽是灰暗的，灰到近乎发黑，暗到油印字迹漫漶不清；质地是软烂的，软到举不起来只能平铺，烂到简直可以一触即破。然而正是这些资料，某种程度充当了我的救命灵符。当时由于对文理科的学习已经有些偏颇失衡，毕业考试的数学成绩相当不行，我担心以这样的文理科总成绩水平，很可能失去升入本校高中部的希望。所以我把四分之三以上的中考复习时间，用于补习数学，并且把资料上的所有代数题和几何题，一题不拉全部做了一遍；我对资料用纸的奇深印象，也是由此而来，至今历历在目。事后我如愿以偿，终于顺利升入本校高中部，也踏入了自认尚可的这辈子人生轨迹。我真真切切体会到，这些灰暗软烂的纸张，不但承载着一个初中生必须掌握的丰富的知识量，而且还承载着母校及老师们寄予自己学生的厚重的期望。日后每每有所触动思及此事，必定感恩之情沛然而生！
离开位于江阴街的敬业初中部，已经五十四年。我一直延续了学习和读书，也接触过不同领域不同级别的老师，始终觉得最温存、温暖、温馨的地方，是在江阴街。我换过不少岗位，到过许多地方，始终觉得最起始、起初、起步的地方，还是在江阴街。谢谢，我的敬业母校。谢谢，我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