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到了高考发榜的日子。踏三轮车的爸爸特地“歇了业”，在家陪着我等“录取单”。爷儿俩眼巴巴地从早晨等到中午，饭也没心思吃，饿着肚子又等到傍晚。天气是如此闷热，我的家又坐落在上海陆家浜一个有名的棚窝区，几百个用泥巴、竹片、稻草搭盖的“滚地龙”，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所有的男性居民几乎都打赤膊、穿裤衩尚汗流浃背。我患着慢性肾炎，原本就有气无力，现在更感到头晕眼花，全身像被掏空了一般。
正在绝望之极，突然，邻居家一群小孩喧闹着带领一个人朝这边涌来，我的心跳遽然加剧，但迎上去一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来者竟然是自己的语文老师吴祯祺！
年近花甲的吴老师早已谢顶，硕大的脑袋上只在周围一圈还剩下些稀疏的白发，整个头顶光秃秃的，暴晒在毒日头下，一张脸涨得通红，上面爬满了蚯蚓般的汗水，短袖白衬衣如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紧贴在他显得瘦弱的身上……。
我三蹦两跳回窝棚里，刚套上一条长裤，吴老师也跟着钻了进来，爸爸从邻居家借来一把小竹椅，请吴老师坐下。吴老师环视着周围，似乎被“滚地龙”里的简陋与赤贫所震惊。当他的目光回到我身上时，里面倾泻出了太多的同情与慈爱，致使我禁不住鼻子发酸。
“秦润元没能录取。”吴老师缓缓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家庭出身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是指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文职致“团级”。有着这样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我打小就习惯了被打入“另册”。对高考，我也未敢抱有奢望——即便在今年----1962年的高考前夕，教育部长蒋南翔高调宣布：从今年起，高考录取要“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就这，也未能消除我内心深处厚厚的阴霾。此刻，吴老师的“通知”证实了我的预感，一颗心如沉入了冷若冰窖的海底。
“不要灰心，润元！”吴老师慈爱的声音又如细细的暖流注入我的心里，使我感觉到人世间还有丝丝温暖。“条条道路通罗马呀，润元，高考，并不是唯一的生活道路……”
吴老师要走了，我与父亲一直把他送出了窝棚区，送到了普育东路跨龙路口。站在路口，父子俩目送着吴老师略显苍老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人群之中……
回家的路上，有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吴老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的？他并不是班主任呀，他为什么会主动来找自己？又是怎么寻到这个棚窝区的？
从此我便成了失学青年、无业游民。其时我已患慢性肾炎多年，高中里体育课免修，更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全家仅靠父亲一人蹬三轮车维持生活，我求学时尚有每月8元助学金，而赋闲在家则没有了，这就更加重了家庭负担，当时我真是急得一筹莫展，无所适从。
大概是新学期开学不久后的一个星期日，吴老师用街上的传呼电话给我捎来一句话：要我去他家中帮助誊抄一份稿件，还告诉了详细的地址。我问清了路线，一清早便按地址寻至。
耸立在我眼前的是一栋很老很气派的花园洋房——这是上海市有名的高档住宅楼——复兴公寓。我踏着油漆木楼梯一步步走到69室门口，开门的正是吴老师本人。里面是个宽敞的客厅，一式的红木家具：红木的方桌，红木的凳子，红木的书橱。家具不多，整齐端庄，略带一点沉重。这样的陈设向我诉述主人有着不同寻常的过去。
但吴老师让我回到现实。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走到书桌边，交给我一篇稿件，内容是谈语文教学的，好像正要寄给某个杂志。他年轻的夫人笑盈盈地给我端来了茶水。
我一边抄写一边奇怪：吴老师的字那么娟秀漂亮，稿子也不很长，为何特特地叫我过来誊抄？时近中午，尚未誊完，吴老师夫人已准备好了午饭：两荤三素一汤。“润元，你肾不好，须低盐，今日菜不咸，你放心吃。”此时我才明白：吴老师今天是专为宴请我这个落榜生啊！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蔓延全国。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粮、油、肉、糖、豆腐、点心等等，皆一切凭“票“供应，记得有一年一人才发放2尺7寸布票，粮食是每人一个月25斤，油是2两，肉是4两……普通家庭，两头稀饭，中午一顿干饭，炒菜闻不到油味。我家里更是穷得连青菜也买不起，到菜场捡点老白菜帮子，混在米里一起煮成稠粥，开锅后再加几滴油、两勺酱油就是全家的一日三餐——就这，也定了量，一人一碗，多半勺也没有，饥饿感就像瘟神一样从早到晚折磨着我的肠胃，连半夜做梦吃了顿饱饭，醒来还要反复回忆那种“幸福感”。而现在，一位在学校德高望重的老师，居然郑重其事地把一个落榜生当成“贵客”，专门准备了一顿如此丰盛的午餐，甚至还考虑到了“低盐”！我实在是受宠若惊，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饭桌上，吴老师两口子见我只顾低头扒饭，就一筷接一筷地给我夹菜。“多吃点，润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饱了有劲，多复习点功课，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吴老师看我的目光、说话的语气，就像是慈父对待爱子。
如饮甘露，如领醍醐。这顿午餐让我毕生难忘。
回家途中，我觉得神清气爽、脚步轻快，因为快乐赶走了多日来笼罩着我的忧郁与绝望，一个信念回旋在我的脑海：这个社会没有抛弃我！是的！至少像吴老师夫妇，他们就一直牵挂着我，对我有爱，有期望！
半年后，我所在街道办事处通知我，海潮路第二小学毕业班班主任不慎骨折，让我去代一阵课。不知为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老师，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街上，打公用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喜讯。而吴老师的反应也真如我预料：他开心极了，要我立刻去他家，他要赠我两本自己编写的教案。
吴老师的教案有几十本，都用牛皮纸包了封面，编了号，整齐地排列在红木书橱里——就跟那些精装版的图书排列在一起，可见主人对它们是何等珍爱！问清了我代课的年级，吴老师挑选了两本交给我，约一寸多厚，有几百页。打开，里面一手俊秀的钢笔小楷，从每篇课文如何解题、重点段落讲读、词句解析、课堂练习，课后作文，无不记叙得详细、清晰；包括应在何处、用何种方法调动学生的课堂情绪，也作了分析、标出记号；而字里行间，圈圈点点，密密匝匝，眉批，注解，红笔一处处、蓝笔一块块，无不透出他斟酌、推敲、思考的痕迹……看到这些，我顿悟：难怪吴老师的每堂讲课都引人入胜，精到又风趣，原来背后有如此浩大、精密的备课“工程”作依托！
书橱的一角，排着大大小小7、8个药瓶，有治高血压的，有镇痛的。它们为我勾勒出一幅画面：在宁静的夜晚，年过半百、又患有严重高血压的吴老师，服完药后，就趴在书桌上不停地书写教案、或批改学生的作文，台灯倾泻着银白色的光，照亮了他聚精会神的脸，也照亮了他的秃顶，身后的墙上，晃动着他被无限放大了的身影……
手中的教案越发变得沉甸甸的，我不胜惶恐。“吴老师，这教案，我一看完就还你，我……”
“送给你了，慢慢看，多看几遍，多琢磨。润元啊，这里头的每段文字，都是我教学近20年的心得呀！”吴老师的手按住了我的肩头，我感觉到这手传递过来的温暖与分量。
吴老师一直送到我楼梯口，还再三叮咛：要我一定把握住这次机遇，边学边教，既可温故知新，又可以教学相长。
这2本教案，成了我日夜相伴的“密友”。我的代课居然被各方认可。在那位骨折老师康复后，我又转入另一民办小学代课，并得以“混迹”教师队伍数年，不仅解决了生计，更接触了社会，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实践。直至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我终被从教师队伍中“清理”出来转到工厂当临时工。但此时的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与自立能力，能比较镇定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动荡与转折了。
吴老师，是你的一餐饭、两本教案，改变了我的一生。你慈父般的情怀，让一个被踏在社会最底层的少年重获生活的勇气与力量。后来，你因脑溢血于文革前夕逝世，我曾为此悲痛万分。但文革开始不久即得知翁曙冠校长被批挨斗，溪校长自尽，我在悲痛中又深深为您庆幸。
吴老师，你是我毕生的恩师！
一九六二届高三（六）班毕业照（一排右一为吴祯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