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代的三位恩师
——吕翼仁、尚祖文、张德泽
（一） 吕翼仁
抗战第一年我家举家逃难到淀山湖畔的金家庄，我们兄弟姐妹都失学在家避难，第二年，父母为我们的求学问题坚决去上海租界，那时祖父已回到《新闻报》社工作，一家人都挤在八姑母父家蔡其敏、张彩敏家，虽是一栋小洋房，可是还是像所难民营，每间房内都挤满了床铺，又为求学，父母就到英租界租两大间厢房，让子女都能在附近走读了。
正时上海敬业中学的几位进步老师在白克路××号建立了一座南方中学，入学生都要唱校歌，校歌仍为《敬业校歌》，敬业乐群，还是学生必须遵循的宗旨，南方聘请的教师首先全是抗日积极分子，思想进步、作风优秀、品格高尚，所以当我1939年秋天入学后，有幸受教于吕翼仁先生，她是吕思勉先生（中国著名史学家）的女儿，刚毕业于光华大学文学系，教我们语文课，她讲课不讲死书，而是启发式的，要求学生理解每篇文章作者的立意，作品的思想、文采，同时讲些基础的方法，对于文法，她有极精辟的语句，她说：“你只要熟读古文书，如会背诵唐诗300首后，你们的文学水平，用语就会很精彩的，所以我主张你们必须在年轻时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名著，这样来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和鉴赏文学的能力。”这一句警句，我一直铭记在心，后来也深深体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创作道路，领会到了一个必须要有学问，要读破万卷书，成为博学者，同时要深入生活、实践中去体会事物的真善美、假恶丑，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她对我格外关爱，送了《屠科涅夫全集》《托尔斯泰选集》，还有鲁迅、巴金、茅盾的小说，所以使我在初中一年级就打了较好的文学基础，同时她发起同学们搞书法比赛，她评选出来发榜赞美展出。所以南方中学掀起了书法比赛热潮，南方同学的书法都较好，她还培养我画国画素描。
太平洋战争后，她父亲隐居到常州奔牛，她是独生女便随父去镇上教中学生语文，在她走之前半年，每星期天她给我补习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让我临摹王羲之的“圣教序”和董其昌抄录白居易的诗写的“琵琶行”，她让我每天临摹10张16K草纸（代宣纸），临了一年后才给我宣纸，在1942年春，我许多同学到解放区去了，我和几位主要的地下党同志失去联系，我心中十分苦闷、烦躁，临帖就不认真了，有时竟把前几天的作业凑数交卷，她看了之后，慈祥地微笑着说：“薇青，你是一个很老实刻苦学习的青年，所以我三年不辍地教你课外读物和书画，你现在为什么送以前的作品来凑数？”
我脸红了，哭泣起来，我说：“我的好同学都到农村去了，到抗日战场去了，我还能安心临写字帖吗？老师，我一定要去抗日部队参军啦！”
吕老师和蔼地安慰我：“原来如此，我不责怪你啦，你的成绩应该说已超过同龄学生，而且是我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国难当头，我已马上要到乡下去教抗日战士了，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吧！”她站起来，拥抱我，又说：“从今天起，我们的补习结业了，你的日记，长篇小说，我都看完了，有发表水平了，祝你以后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她放开我，从她的近视眼镜片下的眼眶中流下了泪水，我更是热泪盈眶。
她又说：“本来我想晚一点告诉你，让你再补到两三课后我才向你宣布我家内迁计划。”
我更加激动地说：“恩师，您的恩情我终身难忘，我必须到苏北去找我的同志，要不然我会跟你去奔牛啦！”
她理解地说：“我懂，你不能失掉关系，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爱国者而已。你不要跟我走，你的左倾思想从初二就开始了，因为我发现你会批判屠科涅夫的作品了，我很高兴，我的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分析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你走的路是光明大道，我祝贺你成功！”
“谢谢老师，您教我的真理，我永志不忘，而且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您真心实意要培养我成为作家或学者，我却在抗日洪流中只好选择了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已经放弃进工部局女中的念头，虽然，我考上时大家为我高兴，父亲一再劝我从那争取考上英国剑桥大学。我回答爸爸：‘我想做一个热血青年，参加革命，虽然三位老师都认为我是学者型的苗子，可惜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代的呼唤让我选择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相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不会亡，抗日胜利后，还需要像你这么一批有知识文化的革命者来建设国家的，我鼓励你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那么今天我们的文学课程就结业了。”她握紧我的双手凝望着我的脸庞，又拍拍我的双肩：“肩负重任哪！”她很难割舍似地：“告别吧，希望在全国胜利的旗帜下我们再见！”
“不，导师，我爸妈要来谢你，他们要送你一点小小纪念品。”
第二天下午，家母造访吕府，向吕老师父母道谢，她拿出来一打南洋袜厂的纱长袜给吕老师，给两老各一打合适的高级麻纱袜子。吕老师：“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张妈妈，薇青聪慧，学习勤奋刻苦，做人老实诚恳，将来一定是国家栋梁。”我们依依惜别了，她一直送我们出她的居宅区兰村。
这一阔别，直到1956年我在中央轻工业部工作时，到上海开会时，才千方百计找到了她，她一家人已搬到淮海路××号，我闯进去时，她的模样几乎十多年没变化，我却已不再是青年而变成中年人了，已是党和国家干部。她握住我的双手时，仍紧紧地想说话却又噎住了，倒是吕师母走上来笑道：“张小姐，你是国家干部啦！穿上列宁装，好神气呀！”
我笑着回家：“是人民公务员，在轻工业部工作，这次来上海开会，要访问一批专家，国家要制订十二年赶超英国的计划，上海是轻工业基地，我来做些专业调查，也想向专家们借些国外专业书读一读，然后草拟一份轻工业出书计划。”
“好，好，好，还是这样红红火火的干工作，学习不放松，你家怎么样了？”
我从公文包中拿出几张照片送给她和师母，她俩看到全家福后高兴地说：
“唷，已有四个孩子的母亲了，看不出来，你今年几岁？”
“廿八岁啦，早婚，孩子太多，很累，不过我有一个好丈夫，一个好保姆，所以我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薇青，你出差上海几天中晚上能到我家来住吗？”
“吕伯伯不怕我吵吵闹闹的，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吗？”
“不会，不会”，吕老先生和吕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着邀请我，于是我便早出晚归，在这位恩师家住了七个晚上，深深地谈了双方阔别之后的生涯。
我敬仰她，她讲述了在奔牛学校时，一次遇到日本鬼子到中学去抄查爱国分子，她的国画被抢走时，她的傲然骨气，使我好像看到了一幕电影，她的抵抗语言：“我怎能送画给敌人，你抢，我手无寸铁。”画被抢走了，老师的高大形象傲然屹立在许许多多学生们的心田里。
文革后，我全家蒙难，她居然向彭炎长媳提议，让我的小女苓儿小儿佳儿由她收养，长嫂婉言谢绝了。等我从四人帮狱中出来去沪拜访她时，她兴奋之极，与我畅谈控诉了“四人帮”的种种罪行，他们翻译所一批名人蒙辱受迫害之苦，她又向我笑道：“天已明，乌云已过，孩子们怎么办？该上学吧？”
我回答：“是的，我一回家，第一件事，便是要争取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发挥专长，学一技之长，报考大学。”
她非常赞成我的想法，她便恳求我帮助她把吕思勉故居筹建起来，我完全答应了下来，于是请假三天陪她去常州办了此事，得到了当年市委书记陈西光、蒋坚等同志的支持，她将所有藏书全部运回家乡故居，吕先生逝世后，吕老太太要我们小苓在寒暑假去陪陪她们，从此，小苓便成为他们的养女，乃至吕翼仁先生于1994年逝世，我在国外办事，未能送葬，一切后事都由彭小苓操持，她儿子洪洪为吕奶奶的遗容拍了许多照片，留作永久的纪念。
她死后，我每次去沪，总感到失去了什么，非常难过。
今天写下来一些碎事，以资悼念，祝先生在九泉下含笑，你的学生永远是怀念着你的。
阮 波
2007．9．21晨
（二） 高祖文
高祖文先生谢世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是他的学生，在1940-1942年初，他教过我两年中文。当时，他尚年轻，估计不到30岁，口才流利的苏州官话，在课堂上经常讲学聚精会神、孜孜不倦、激情奔放的形象还像昨天见到过他似的。他还有名士派的印象留给我极深刻。他不修边幅，从不整装整容，他的—双皮鞋可以从新鞋穿到破从不擦油，他的脸庞却像鲁迅先生——样的精神清癯、威严，有时却又非常的和蔼慈祥，尤其对他关爱的好学生，他如慈父般地在课外再教导一番，谆谆善诱，不知疲倦，我是他格外栽培尤加的学生之一。
据我所知，他是茅盾、叶圣陶的挚友，他一直在进步人士中做些编辑工作，他参加编纂过《民主》、《展望》、《团结》、《生活》等革命杂志(后来据悉还独自主编一份《建设》杂志来迎接新中国的)。
自太平洋战争后，他突然在南方中学(即敬业中学)消失了。因为我当时有个难题，必须要请教他，因为南方校长徐梦周先生宣布解散中学后，大家都十分沮丧，我便去找高老师，到他办公室去找，他已夹着书走出校门了。我追上去，他也没回头，我紧追不舍，他回头向我说：“我不能留在学校了，因为王美中要接办南方，他是汉奸，我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我泪汪汪地凝望着他说：“高老师，我明白了，你快走吧，等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会找你的，你是我的启蒙老师，你对我的帮助，我终身难忘，我爱文学，以后我会拿起笔来捍卫祖国!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为安全，你快快走吧!”我俩就在白克路走向静安寺路口分手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说：
“薇青努力吧，你会成功的。战争结束后，我也会找到你的!再见!……”
我久久地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是那么的坚强、刚毅、正义的文化战士呀!
可是自从这次分手后，不久，我也奔赴了新四军军部参军了，我们天各一方，谁也找不到谁，战争的火焰，如火如荼，我从1942年10月起转辗大江南北，浙东、安徽、山东、河北、山西，在野战军中，在白区的特殊战争中，默默地祝福我的三位恩师平安、成功，我期待重逢时，我能成为—位你们承认的合格文化战士。
岁月流逝，履痕坎坷，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又掀起内战。三年平息，大陆解放了，台湾成为反动政府霸占的领土，我寻找三位恩师，直到1956年，召开中国轻工业造纸学会时，我寻到了吕翼仁先生，却找不到高老师和张老师。后来想到叶圣陶先生是高老师的挚友，便冒然在1956年8月叶圣陶老师向出版界晚辈讲修辞学时，我竟大胆在叶先生授完课后追赶上去询问了高祖文的下落。叶老告诉我:“高先生在国务院参事室当参事。”我便写信致参事室。果真高老师回了信，且立即登门拜访了我。尤其是他要拜望彭炎同志。
当时他是一位年近半百，鹤发童颜，—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慈祥笑颜走进我们的四合院时，一群儿童奔走引道送他来见我和彭炎时，我当即高喊：“高老师，我们阔别十三年啦!”
他笑盈满面，迎上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我向他介绍丈夫彭炎。
“彭炎同志，您好，我们谋面多次都是国务院会议上，却相认而不相识。原来你就是我的得意门生的丈夫。我是高祖文参事。由周总理介绍让我向你提供印尼和澳大利亚情况的‘老高’，你还记得吗?”
彭炎立即敬仰地回答：“怎么不记得呢?在我出访前的会议上，周总理向我介绍了你，说你和王任叔在印尼多年。感谢你提供的材料，使我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俩人攀谈了起来，坐定后，我泡碧螺春茶叶给他喝，他幽默地说：
“嗨，现在可以品茗这名茶了，当年在上海，我是穷教员，忙极那有闲情逸致品茶噢!”他把话题一转，转到我的学生时代，他俨然又如鲁迅对学生似的表情，说：
“彭炎同志，你夫人，在中学生时代，真是—位好学生，她的作文，我一直给她打90分—98分，因100分是不可能的。还每篇有批注。”
“真的，有一次你出题《中国妇女怎么解放》，我以娜拉为例子，中国女子不可能再做‘玩偶’。要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从民族斗争中解放出来。你向我批示：‘文章写得很深刻，不过中国妇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从家庭、民族、社会中彻底解放，男女平等只有在社会的彻底解决后才能获得。’”我回忆着又叙旧：“我深思了这句批示后，去图书馆借了德国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书，还借了宋庆龄的著作，在那里你看到我后，让我到你办公室去，我看到你书桌—叠叠的学生的作文薄，你还在审批中，你看到我的视线后，说：‘不要紧，我要向你讲透妇女解放问题，什么叫社会的彻底解放?那就如当今苏联妇女那样，她们有社会地位有参政权，男女真正的平等了，女子的才华才可以获得彻底解决。’”
我立即兴奋地说：“我要去抗日根据地去了，那边妇女才真正解放了吧?!”
高老师却说：“要彻底解决也得奋斗一两个世纪，美国芝加哥女工运动到今天(1941年)己20多年了，美国妇女仍未解放哩!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思想很深的国家，所以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
“高老师，我明白了。”
此刻,他回到来访的话题，他热情地说：“薇青,你酷爱文学,现在写了些什么吗? ”
“老师，我正惭愧，参军后跑了半个中国，过着戎马生涯，读书不多，写作也难了，近日写了两三篇短文，正由邵荃龄、葛琴、端木蕻良在看，葛琴老师说可以发表了，所以转到了端木先生处，我觉得还拿不出去。”
“那我可以拜读啦!?”
“高老师，我就请教老师啦，我觉得还达不到发表水平。”我顺手从书桌屉内拿出两三篇短篇小说给他。
他一翻阅，边读：“啊，《阿小》、《秋夜》、《忠诚》，题目立意都很好，都是革命小故事。我拿回去，请叶圣陶老先生看一看再谈发表的事。”
我受宠若惊地：“好哇，太劳大师啦!”
高老师很严肃、热情地回答：“我们写文章也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你有这份心，如果以你过去在初中时代打下的基础，你的生活基础，都能写出—流水平的文章的，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去找叶老看看，不是更客观些!”
彭炎插话：“她每天早晨七点到机关上班，差不多四点半就起床，写到七点，吃早饭像倒灌水似地—口气喝完—碗稀饭后，拔腿就出门，叫她也不回头了。”彭炎的夸大语言，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相信她是这个性格，她在学校编墙报也是一夜之间如变戏法似的，一大清早第—个到校去布置了，好在有几个优秀的男生很帮忙，她一声不吭埋头工作，这种敬业精神是我校的校风呀!她一直保留着学校的校风，好哇!”
彭炎更哈哈大笑：“师从祖文、翼仁，青出于蓝，胜于蓝啦!”
我抢白说：“不不不，我的老师们的优点，我迄今还没学到，他们的敬业精神，为学生的自我牺牲精神，刻苦钻研学问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我远远不如他们!”
高老师被留下来吃晚饭，他更没想到我已有四个儿女，他在饭桌上夸奖了我们对孩子的家教极严格，他在桌上吃到了李阿姨做的苏州红瘦肉，他大加赞许，连连点头，赞美着：“彭炎同志，你有这么幸福的家庭!”
告别后不久，大约两星期后又来造访，且带来了叶圣陶先生的函件，鼓励我可以向中央台投稿，可是我还是将稿子交给了端木蕻良，这三篇稿子成为我的处女作，而且一下被吸收为北京市作协会员。1958年—1959年经常与老作家们一起到基层去采访，写了一批报告文学，这样奠定了我的文学生涯的启步序曲。
文革中，我家深受四人帮的迫害，高祖文家也同样蒙难。
四人帮粉碎后，我去找他，到国务院参事室和国务院西便门宿舍找他时，才知道，他就住在我们《大公报》社时期的财经出版社副社长林形如同志家的楼上，我去见他时，不幸他己作古，高师母也离世了，晚辈不熟，我就在报社林社长家小坐，林社长已经癌症，世事难料，国务院宿舍许多前辈都被劫余生，仍惶惶恐恐，大家不敢多言。
林先生告诉我，高祖文临死前还完成了两个大文告示：一个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公告，第二个是中美建交公告，不久便于世长辞了。
高先生与世长逝了，而且我未能在劫后余生后，我的创作出版时能师生相叙，分享快乐，我深深感到一位恩师，如一位园丁一样栽培的花果，当果实累累时，往往是留给后人的，而自己却不曾见到我诸多长篇著作，虽然我的质量还不如恩师们的文笔那么流畅，隽美、严谨、丰满，不过，你们的精神在我身上是永存的!
你们留给学生的是—座丰碑，与时代精神共存的丰碑啊!
阮波
2007年9月27日
(三) 张德泽
我在南方中学(即敬业中学)初中二年级甲班时，张德泽先生教我们英文，初一时是张德洪先生教的，他们是兄弟俩，可是相貌竟然不像一母所生。弟弟矮小，诚如苏州美男子，哥哥却高大魁梧，像个挺拔的运动员，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有时代精神的英俊男子，他走路如一阵风，站在讲台上诚如一棵松，口才流利，教英语的方法同英国人讲学那样，很少讲中文，他要让学生提高听觉能力。
他讲课时那潇洒、脱俗的风度，使我们六个女生都觉得他十分有教养、含蓄、博学多才、可亲可敬。
我从初一乙班，转到初二甲班时，心中深感荣幸，因为能进甲班的学生都是优秀生。而且老师全换成资深的教师，生物老师还是留英回国的；历史老师是光华大学历史系毕业；高祖文是一位民士派国文教师。我感到很幸福，所以听这几位老师的课时，我全神贯注，引起这几位老师的特殊关注。
张德泽第—天在课堂上便教我们应该每天清晨朗读英文一个小时，练自己的口才，他第一天教了我们三句口令，十分难读却使我们的发音、语流、语调必须如英国人说话般流畅。他让大家一个星期内，每天早晨白练—小时，下星期一他来测试大家的水平。他注意到我己将黑板上的三句记录在笔记本上了。猛然，让我站立到讲台边，念一遍，我念着念着，他有点吃惊，问我：“你喜欢英语吗?”“喜欢。”“你课外有教师教你吗?”“有位小舅舅教我，他在华童工学高中三年级上学。”于是他点点头：“好，我想，你的发音、语流、语调都有英国人的味道，—定有人在辅导你的。”
“是的，因为我逃难到乡下一年，功课全荒废了，所以近两年寒暑假我都到外婆家去补英文。”
他又点点头，向同学们说：“张薇青同学的发音很好，她很用功，今天这三句口令她能当场念得如此流畅，很不容易的。谢谢你的示范，你下去吧，我请第二位男生来念。”他请了吴志栋，上去念得磕磕巴巴，口音又有很重浙江乌镇音，他摇摇头说：“吴志栋同学，你一定要念得像张薇青那样，天天练，你会赶上去的。”
他接着说，请将教课书打开，大家齐声翻页到第一课，翻毕他便说：“这教课书编得很好，—步—步渐进，今天我就读第一课，我读一句，大家跟—句，现在我先全文读—遍，翻译成中文讲一遍，嗣后，我读一句，你们跟—句，好，开始。”
他的朗读如吟诵诗文一般，慢，有节奏感，悦耳，有音乐感，我一下爱听他朗读，而跟着念得也声音朗朗美美的，他望着我笑一笑，又点点头。
下课后，他便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跟看他走到教师办公室，他就：“我借给你两本小说，很浅的英语，你有阅读能力，明天上课时，你先将这本《金河王》的第—章第一段念给同学们听，你能吗?”我有些胆怯，说：“试试吧，我有些怕。”的确我很羞怯地回答着。他便向我示范念了这一段，便让我念，我竟然读出来了，而且颇像他的语气，他便夸奖了——句：“你很聪明，是位好学生，这第二本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你也可以自修着读，口令每天念十遍，这么练几天，我再来考核你的进度和朗读水平，好吗?”
“谢谢张老师!”我拿了两本书回教室时，己上课了。第二节课是国文老师高祖文上课，我也非常喜欢这位教师。
我从那天起，觉得很爱南方中学，就在这一天，我立志要当翻译作家。学习更努力，自觉地每天早晨5点到晒台上去朗读，一个星期之后，我的口令读得滚瓜烂熟，示范时又得表扬，第二周张先生就发了一篇演讲稿给大家，我默读了一遍，生字不多，他又指定我先读一遍，我读得口切，还是念了下来。
他说：“大家念上一周，第三周我要组织演讲会，第四周在全校演讲，在课堂演讲时，让大家选举代表初二甲班去大讲台演讲，怎样?”齐声回答：“好。”
于是第四周我被选上了讲台，第—次让我在讲台上感到一种光荣感，我居然很流利地讲着那篇《当今房屋太紧张》的演讲，大约背诵了20分钟，紧张、快乐，说不尽的滋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讲台演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使我立志想当一位学者的启蒙。
那时吕翼仁老师离开了南方中学，去攻俄文，她送了我好多俄文书、翻译著作、经典作家的还有张先生送了我三本英文小说，于是我每天清晨在屋顶晒台上朗读这三本英文作品，《金河王》、《茵梦湖》较易读，生字翻字典可以读下来，《断鸿零雁记》我力不从心了，张老师和蔼地告诉我：“你可以留着慢慢读，欣赏苏曼殊大师的文彩，中文也极精萃。”
这样一学期过去了，到了寒假时，他突然找我，希望我能帮助他找一间幽静的花园洋房，他想租了独居，因他妻子正和他闹离婚，我又听到王沅女同学告诉我，她妻子非常美丽，—个法国牧师爱上于她，她就要和张先生离婚，现在正在办手续，张先生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律师，他只要求将才两个月的男孩判给他，给多少钱倒不介意，因为他是楠木厅拙政园张府的长子。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他快脱离妻子的纠缠，让他专心教育事业，我说：“我星期天到俄国教学学俄文，看到对面有许多白俄的房屋招租广告。”由此，我和王沅便正义地帮助张先生借此一间向东南方向，朝着花园的一层卧室，大约有20m2，有两面长窗，视界特好，附近环境也十分幽静美丽清洁，当我们到他那去参观时，他高兴地立即向那位白俄老太大订了租，想在星期天就搬入独居了，我和王沅给他买了火油炉、干面条、饼干、面包、香肠、卤猪干等，送到他房里，他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这班同学对我真热清。”
我说：“张老师，你的处境我们很同情，你是我们的奸老师，你一定要在这花园洋房里养好病，希望你生活在我们学生的圈子里，快乐!”
他满面笑容，目光炯炯，默默点头，说：“我也爱你们，你们都那么刻苦勤奋，王沅的身体也不好，要注意休息。张小姐又自己加入了学俄文，把自己压得太重了，你们还年轻，真金难买寸光阴，努力是对的，但应该劳逸结合。”
我们向他道了谢便匆匆离去了，以后我每次走过他的花园时，就去坐半个小时，帮助他洗洗菠菜之类，送上一些面包等食品。
一次遇到高祖文和张德涵小姐(张先生的妹妹)，他们三人高谈阔论地讲着当时的形势，美国快要参战了，日本已侵略到了东南亚一带，许多文化人郁达夫、胡愈之等都生活艰难，上海文化界发动捐助活动，高先生在组织办理这件事，张先生说：“我们在孤岛日子比他们奸过些，当然应该慷慨解囊。”德涵更激情地说：“全世界劳动人民都在抵抗法西斯，美国不应再观望下去了。”高祖文说：“南方中学正在发动反汪精卫卖国斗争。”
我听了很高兴地插嘴说：“是的，我还参加了演出纪念‘九·一八’蒋天流主演，我演她的小女儿，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很有意义，不过这些活动会影响我的学习，所以我很矛盾。”
张先生：“应该参加，学习是长期任务。”
嗣后一次他单独向我表示了很喜欢我，让我能常来看望他，他见到我和王沅就快乐。他很难过地说：“现在医生让我疗养，所以明年开学时，我已不能去讲学了。”
我安慰他，说：“现在上海的医疗条件不错，我和王沅会常来帮助你的。”
不料大约一两月后，王沅突然病故，我也就不能单独去探望张老师了，可半年后，他病故了，儿子由张小姐抚养，张小姐找到我，送了一张老师亲笔用毛笔写的照片，4寸大，他的形象还是那么的端庄、潇洒，可是在病危中，我竟没有去探望他。
我拿了遗像深感内疚，这大约在一九四一冬季的事。
—九四二年十月我到了苏北根据地，这张照片和南方中学的同学照片一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伴随我跨过大江南北。
一九四三年秋，我到上海，地下党派我考大学，我就考上了上海大同大学文科(英文系)，一次在马路上遇见了张德涵小姐，她兴奋之极，请我到她办的小学去教书，我说我在大学攻读，很紧张，不可能去教书，而且教书也没经验，我婉言谢绝了，可是她执意让我去教女工中文和英语，我答应了。
教了两个月英文夜校不久，张小姐要到苏州去办学，我也就中断了对女工的教学生涯，后来又得组织决定到解放区参加整风。我便一直在遥远的解放区思念这些老师，却来能见到张德洪和张德涵，德泽的照片倒是常拿出来纪念他的，他是我的良师恩公。我怎能忘了他对我的栽培。
直到最近，几位南方中学同班同学由秦大雄组织起来叙旧时，才得知张德涵小姐回苏州办了洪泽学校，就靠在拙政园旁边，当时拙政园已成为国家的一级旅游景点，听说张德洪于1942年牺牲在苏北解放区，张氏两兄弟都是国家楷模，—位是我初一的老师，一位是初二、初三的英文老师，他们的音容笑颜一直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教导我的英文和他们的人格魅力一直感染着我。
今天以非常沉痛的心情写下他们的片断，作为历史的回忆纪念。
阮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