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恩 如 山
——忆苏惠民老师
一个好老师可以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然也。对此，我深有感受。
在敬业中学即将260年校庆之际，学校约我写写对母校、对老师、对校园生活的回忆文章，一下勾起了我遥远的记忆，尘封的记忆。中学时代是美好的，令人难忘的。不仅仅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而是因为，敬业中学的许多老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苏惠民、张铁良、陈聿明、戴明耀、吴邦才、戎丽菲……一个个老师的音容笑貌跃然眼前，恍然如昨。想起他们，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使我感到那么亲切、那么温馨。
尤其是苏惠民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更隽永。我从他身上学到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也可以说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
我是l969年春进入敬业中学学习的，当时我们七二届学生有l4个班级，780多人。苏老师并不是我的班主任，他曾经给我班上过音乐课，时问也很短。但是，那时，苏老师负责我们年级的学生工作，而我作为学生干部，负责整个年级的宣传，因此，我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受到的教诲、影响也多得多。
苏老师时年30多岁，瘦瘦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庞，镜片后的眼睛充满智慧，真有一种玉树临风的儒家风范。他学识渊博，似乎无所不知，谈吐风趣诙谐，弹得一手好钢琴，举手投足都充满了人格魅力。他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欢声笑语。苏老师一点没架子，他对学生很平等，从来没见他居高临下地训斥学生，然而，他在学生中拥有绝对的师道尊严，不怒而威，大家对他都很崇拜、敬重，正经场合，有他压阵，任谁也不敢造次。
我们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谓的宣传声势搞得很大。我们年级的宣传专栏每期都由10来张大字报组成，起先贴在大楼前的宣传栏上，后来移到正对楼梯的一堵墙上。在苏老师的指导下，我自己写文章、写诗歌，用毛笔抄写，画插图、花边，写美术字标题，构思专栏排版布局等等，每月要更换2—3次。由于宣传专栏位置显赫，面积庞大，很受老师、学生关注，得到颇多好评，为此我们很有成就感。苏老师常常不耻下“文”，亲自给我们宣传栏写报道，有时还亲自动笔画插图，使我们的工作热请更加高涨。这段难忘的岁月，让我及参与宣传工作的同学学到了很多本领，也练就了一手好书法。
少年时我便非常喜欢看书，尤其是小说书，然而，那时很多书都被判为毒草成为禁书。通过种种途径，《红楼梦》、《三国志》、《水浒》、《西游记》四大经典名著，小学时我就偷偷看过。记得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学生们写了很多大字报，教室里半空中横向拉了很多粗线，大字报一排排挂在线上面，白花花一片，斗争的火药味很浓。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和当时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但其中有一张居然是批判我看毒草小说的。我吓坏了，不知所措，跑到苏老师处哭丧着脸告诉他这一严重的情况。苏老师静静地听完我结结巴巴的陈述，一点没责备我的意思，也没说这些小说是毒草，只是安慰我“不用怕，不会有事”；并关照我，以后看什么书不要和任何同学说。我懵懵懂懂地点点头。从苏老师处离开后，我的心里顿时感到轻松了好多。果然，雨过天晴，后来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想看书吗?”一天，苏老师问我。我使劲点点头。要知道，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书可看，而我那时时间过剩、精力过剩、对知识充满了饥渴。“你跟我来。”苏老师把我领到六楼一间屋前，敲开房门。哇，那么多书啊!大约是2间打通的教室，里面密密麻麻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书橱，层层叠叠堆满了各式各样泛黄的书，看得我眼睛都直了。“这是学校藏书室”，苏老师一边对我说，一边向我介绍室内的一位老先生“这是沙老师”。“这里的书对老师都不开放的。以后你想看书到沙老师这里来借。”听了苏老师的话，我高兴极了，犹如老鼠跌倒米缸里。我一排排地看过来，简直不知选哪一本，后来挑了一本当时正在热批的《战斗的青春》上下册。“这本书学校只有2套”，藏书室沙老师郑重地关照我。
拿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书回到教室，我像拿着个烫山芋，不知该放哪儿，一会儿把书塞进桌肚里面，一会儿又藏到书包里，怎么都感觉不安全。万一被同学看到可不得了，看毒草小说轻则被没收受批评，重则要被批斗或戴“帽子”呢，不要说我将吃不了兜着走，还要牵连两个老师呢。对，放到老师办公室去。这么一想，我忙转身来到办公室。因我是学生干部，经常出入老师办公室，没人会注意。那天办公室老师很少，我悄悄地把书放到班主任老师办公桌一个没上锁的抽屉下层，还在上面压了几本其他书。当时想，没人会翻老师的抽屉，到放学时再悄悄地拿走，神不知鬼不觉。
谁知，几个小时后，当我想拿回书时，书不见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又不敢声张，只是在抽屉里一遍遍翻找，然而了无结果。我急急找到班主任老师追问此事，他一脸茫然，说根本没看到。我急得快哭出来了。其它东西失窃了，还可报告老师排线索查找，禁书被偷，我哑巴吃黄连，说也不敢说。怎么办?……第二天，我鼓足勇气来到六楼，低着头站在沙老师面前，嗫嚅着告诉他实情，“都是我不好，你别怪苏老师，要多少钱，我来赔……”我语无伦次地反复说着。“你赔得了吗?现在哪里去买这书?”沙老师的脸色很难看，他的愠怒、愤懑是在情理之中的。我难受极了，羞愧极了，讪讪地退了出来。我实在没勇气当面向苏老师再去陈述，便写了一封信托人交给他，请求他的原谅。信发出后我一直忐忑不安，一个星期中我都不敢去办公室，惟恐撞见苏老师。
几天后，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我们背着被子一早出发下午才回校，整整走了七、八个小时，都累坏了。在操场解散后，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和同学一起走出校门。“阮莉珠”，经过传达室时，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是苏老师，他正候着我呢。躲不过了。望着他温和的面容，我不好意思地说：“苏老师，我……”“没什么，这事我已处理好了”，苏老师打断我的话，边说边递给我一包东西。“这是什么?”我捧着方方正正的一包东西不解地问。“你不是说还没来得及看么，我把另一套给你借来了。”霎时，我热泪盈眶。我把那么珍贵的藏书弄丢了，苏老师他一句重话都没说，还把学校仅有的一套藏书借来给我看，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喃喃的“谢谢，谢谢!”声中，急急转身离开，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为了让我能更方便地借书、看书，苏老师向我提议，让我找几个同学，成立一个批判“毒草”小组。这是个好主意。我马上在年级里挑选了3个写作高手，加上我共四个人，正儿八经地组织起一个“批判‘毒草’小组”。从此，我们可以自由出入六楼藏书室借阅各种图书。当然，看书是有任务的，每看一本，都要写书评(批判文章)。记得我写的第一篇书评，苏老师看了后赞赏地说，“不是语文老师的，写不出来。”第二篇书评稿交给他，他看了后欣喜地对我说，“一般语文老师也不一定写得出。"苏老师的一次次鼓励、表扬，让我对写作越来越有兴趣，后来我们这一小组还尝试着写起了小说等。
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在全国人民无书看的岁月里，因了苏老师的庇护，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并锻炼了思维、文笔。现在想来，在当时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动辄以反革命、坏分子论处，苏老师那样做，实在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可见，他并不以为那些书是毒草，他是多么希望下一代能获得多一些知识啊。我敬佩他的勇气，更敬佩他的远见卓识。
刚离开中学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写信向苏老师汇报近况，他也几乎每信必复，时时关心我的成长。知道我喜欢书法，他给我寄来了当时很难买到的任政书法习字贴；听说我正在学篆刻，他给我引荐了篆刻方面的专家、过去的校友给与指导；1978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我已走上了工作岗位，多年未和他联系，他又托人带口信给我，鼓励我去报考大学。在校时，苏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学校如有一个读大学的名额，就是你的。可惜当时大学一个都不招。我知道，苏老师对我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但是，他从不对我提什么要求和目标，每每在我需要时，适时地给与帮助和提携。
后来，我获得华师大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证书。之前我考进了报社，做了记者，从初级、中级、副高级，一直到正高级，现在我是上海新闻界屈指可数的女的高级记者。我很平凡，没什么骄人的成绩可以回报师恩。回想走过的人生之旅，不能不说中学生活给我打下了厚实的底基。
离开中学已有30多年了，苏老师桃李满天下，大概早已不记得这些陈年旧事?但是，这些往事却清晰地镌刻在我的心里，历久弥新，至今想起都会那么感动、那么温暖。苏老师如今已年逾古稀，我衷心祝愿他健康幸福、年高益寿。